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法治的时代。
这是中华文明两千年的滥觞。
---- 写在前面
终于看完了电视剧《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可是关于大秦帝国由弱秦到虎狼之秦的思索仍在继续，关于那个时代的法治状态的思索也在继续。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崩地裂。
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动荡、战乱，持续性不断，人们的心理承受期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个人不当人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看重人的时代。
生命在战争面前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生命在乱世又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它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异彩争鸣。各种学说都在为这乱世提供治世药方。各家学说似乎在等待着，再发酵着，等待着一个时机，一个一统天下的时机。
孱弱的周王室江河日下，礼崩乐坏，诸侯国在弱肉强食列国战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由周王室构建的一系列制度正在走向崩溃，礼乐制、分封制，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在走向分裂。
文明的曙光初露端倪。
大乱之世，必是大治之世，必有大治之才。
【这是关于法的时代】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找一个纯粹法治的时代，那么我一定会选择战国时代的秦国，选择孝公时代的秦国。
秦献公时期的秦国，积贫积弱，连年的对外战争造成秦国统治的危机，仅凭借老秦人的坚毅残喘于六国。六国会盟卑秦便是见证。以至于不得不个河西之地给强大的魏国。
孝公即位，面对山东六国的卑秦，面对秦国自身的贫弱，痛心疾首，发愤图强，发布《求贤令》，痛陈秦国祖制的弊端。卫鞅（也就是公孙鞅）于此时，从魏国携带《法经》只身入秦。
卫鞅与孝公的会面，开创了秦国强盛之路的序曲。从此，这对千古名臣，倾心相知，无怨无悔，使这个贫弱的国家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强国。
这是孝公与卫鞅见面时的对话，现摘要其中一部分：
卫鞅：关中土地平坦，沃野千里，为天下列强所无，可为何在秦这数百年，却荒芜薄收，人烟稀少，渭水滔滔，河面宽阔，在秦境内无有险阻，乃天赐佳水也。何以秦据渭水数百年，坐失鱼盐航运之利？
秦地民众朴实厚重，又化进戎狄部族尽百万，尚武之风深植朝野。秦国却何以没有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精锐之师？
方今天下列国争雄，国力消长为兴亡根本。何谓国力？其一，人口众多，民家富庶，田业兴旺。其二，国库充盈，财货粮食经得起连年大战与天灾饥荒之消耗。其三，民众与国府同心，举国凝聚如臂使指。其四，法令稳定，国内无动荡人祸。其五，甲兵强盛，铁骑精良。有此五者，方堪称强国。而目下之秦国，五无其一。地小民少，田业凋敝；国库空虚，无积年之粮；民治松散，国府控缰乏力；内政法令，因循旧制；举国之兵，不到十万，尚是残破老旧之师。如此秦国，隐患无穷，但有大战，便是灭顶之灾。君上以为然否？”
秦孝公：如此一无是处，却如何改变？王道？无为？仁政？
卫鞅：治国之道，强国为本。王道、仁政、无为，尽皆虚幻之说，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器。强国亦有各种强法。魏国乃甲兵财货之强，齐国乃明君吏治之强，楚国为地广人众之强。目下正在变法崛起的韩国与齐国相类。然则上述三强，皆非根本强国，不足效法。
秦孝公：先生之言，使人气壮，尚请详加拆解。
卫鞅：前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表面，不强根本。魏国在文侯武侯两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罂称王，魏国便每况愈下。齐国是这一代齐王强盛，之后必然衰弱。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的一击。即或以目下正在变法之中的韩国而言，也是一代之强，甚至不出一代便会逞衰落之势。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奖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军制、吏制、爵制、国制、民制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的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世族只有些须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忽焉，亡也忽焉。有此两大缺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惟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
法治的思想在于社会的一系列制度需要法的运作，需要法的机理，在于法治观念的普及。与人治相反，人治的运作靠的更多的是随意性和任意性，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性。法治恰恰相反，社会的一切运作由法来运作，唯法是从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公元前359年，卫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启了秦国的强大序幕。谁也不曾预料，谁也不会预料，这场变法对于秦国，对于山东六国，对于卫鞅本人会带来怎样的命运？
“变”者，改变也，即不守常规，不遵旧理，不遵原有的旧制度也。这势必重新划分利益的分配，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任何变法皆是如此。
以甘龙、杜挚为首的老世族们强烈反对变法，卫鞅以七寸不烂之舌巧辩守旧群臣，加之君权的大力支持，使得守旧群臣一时不敢兴风作浪。为树立秦法在普通民众中的观念，卫鞅南门立木，使秦法得以更好地贯彻。至此，卫鞅开始在秦国进行一系列的变法。
变法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秦国变法前落后的体制阻碍着秦国的变法。第一次变法的重点是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势力，废除奴隶制。原来的奴隶成为新国人。什伍连坐，奖励告奸，奖励军功，打破血缘关系划分尊卑等级秩序的制度。
这一系列制度强烈危及了老世族的特权，可迫于孝公君权的压力，老世族们敢怒不敢言，他们在等待着时机，等待反扑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新法禁止私斗，可老白族与另一族因争夺水源致使水坝决堤，而死伤数百人。卫鞅依据新法一次性处斩三百多人，这是当时秦国史上行刑人数最多的一次，以至于引起墨家的误会，差点酿成秦国与墨家的结怨。
斗争仍在继续。老世族们不甘心自己的特权被剥夺，挑唆太子犯法，差点酿成秦国新白族反出秦国，卫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这也为后来公子虔诬陷卫鞅，秦惠文王车裂商鞅埋下了伏笔。卫鞅执法严峻公正，唯法是从，使秦法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在秦国民众心里扎下了根。这也是后来守旧群臣不足以撼动新法的原因。
公元前350年，卫鞅第二次变法，重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取笑分封制度，建立郡县制，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这一系列制度，对后世的秦国，对以后的两千年的中国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影响今天还存在着。
二十年的变法，使得秦国国富民强，秦魏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说这是秦国的复仇之战，不如说这是商鞅变法的检验场。至此，魏国败落，秦国强大于山东六国诸侯。变法的成与败，都是需要检验的。
卫鞅是幸运的，同时期的申不害变法则没有卫鞅如此幸运了。申不害在韩国变法，终以失败告终。这失败的代价便是改革者的鲜血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战国，各国都试图变法，但却冒着极大地风险，小则一个人的生命，大则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这场治病救国的大治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英年早逝。这对旷世君臣的情谊走到尽头。秦惠文王即位，秦国新法摇摇欲坠。老世族们暗潮涌动，伺机准备反扑，商鞅的命运堪忧。
秦孝公与卫鞅的情谊是秦惠文王与卫鞅的情谊所不能比的。秦孝公对卫鞅绝对的信任，如亲生兄弟般信任。这也是孝公的高明之处。试想，历史上多少名臣因为君主的猜忌而不得善终。秦惠文王对卫鞅则没有如此的信任，没有如此的亲密。
暗潮在涌动，老世族们联合公子虔诬陷商君谋反，商君最终被世族公议为车裂。看这刑罚，就该明白老世族对于卫鞅有着刻骨的仇恨。秦惠文王也在思量，一方面，有商君在，自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另一方面，老世族们的愤怒，也可以成为日后消灭世族的最好借口。秦国的国政根基在世族，为了平扶世族对卫鞅的怨恨，对卫鞅处以极刑。但老世族又是影响秦国新法的最大障碍，商君的死为以后秦惠文王灭掉老世族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既平衡了世族们对卫鞅的怨恨，又维持了新法的顺利贯彻执行。所以，商君的死是一个必然，后世史书多以“商君虽死，秦法未亡”来评价之。秦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是任何世族力量不能撼动秦法。
商鞅又是不幸的。商鞅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秦法的成功。可终究看不到他所热爱的秦国这片土地。任何改革都会付出代价，卫鞅制定实施秦法，终究自己也是被秦法所制，这不能不说是个人的悲哀。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遇到了极大地阻力，可是商鞅不避权贵，一断于法，唯法是从，成了秦法的最大守护者。这使秦法得以贯彻下去的主要原因。不管是谁，哪怕你是太子，只要犯了法，都要受刑。这种公正的胸怀，使得人人都敬仰商君。商鞅对秦国变法的忧思，以及从容就义的心态，体现了商鞅坦荡的胸怀。相比于老甘龙、杜挚那些阴险的小人，是如此的形象鲜明。
二十年，卫鞅守着对法治的信念，对法治的追求，恪尽职守。法在商鞅心里俨然成了一种信仰，对法治的追求是商鞅最大的心愿，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卫鞅的努力下，秦国君民的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人人都依法办事。直到今天，依法办事依然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已。但我相信，那时的秦国，却真正的做到了依照新法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真正有法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该感到悲哀呢？中国的法治，从卫鞅开始，历经两千年，走到今天，却依然前路漫漫………………
【法律与民族精神】
在《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里，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除了“变法、护法，变法，护法”之外，就是“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特别是在前半部分，这是老秦人一次次度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这也是贯穿秦国的民族精神。这一句话，凝聚了多少老秦人的心，每次听到这句话，内心总是起伏波澜。正是这种精神，是老秦人面对困难时依然安全度过的源泉。
秦国新法淡化了民族精神，也凝聚了老秦人的民族精神。利益的重新划分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而把新国人和老国人凝聚起来的正是“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精神内核。秦国新法为未来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制度构建了制度基础，而秦人的精神则是凝聚力量的关键。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象征，但不能偏离法治的轨道。在法律的范围内，有利于一个民族健康的成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有法的时代，是因为那时的法律不避权贵，一断于法，尽管那时的法律只是维护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工具，但不管是谁，只要犯法，就得受法惩罚。可又有哪时的法律不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呢？新法对贵族与普通民众同等看待，严重剥夺了贵族的特权，使得贵族多怨声载道。
卫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制度构建期，没有任何先例可言。法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影响了以后两千年的政治。这也是商鞅变法最大的历史意义所在。尽管后世多以严刑峻法来指斥秦法的弊端，但开创性的工作没有模式可言，存在着一些弊端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中华文明两千年的滥觞】
秦国以及以后的秦朝，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文明，探讨中华文明，不得不提及秦朝（国）。这是后世制度架构的关键期，中国两千年的思想也在此时绽放异彩。而秦国的强大不得不提及商鞅变法。
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追本溯源。
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最关键的时期。
而，商鞅变法则是由若秦到虎狼之秦最基本的根基。
【商鞅变法对改革开放的启示】
商鞅变法距今已过二千年，二千年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历经艰难后，终于走上了轨道，开启了近代化之路。历史的命运转折点，一个民族该走向何方？这个民族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证明了古代先贤所走过的路。无论怎样，我们都该从商鞅变法中汲取营养以观我们所走的路。
商鞅变法是处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之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次彻底的变革。社会转型、人心不安之时需要大智大勇者力挽狂澜，洞冥事实，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社会的发展。变法必然带来制度构建，制度构建必然进行利益的重新划分，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就需要制度保障重新的利益分配，这也是制度构建的关键所在。如何处理新旧势力的矛盾及斗争，也是执政者及制度构建者考虑所在。制度构建需要高超的智慧，需要各方利益的协调和妥协，需要高瞻远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构建，考虑的不仅仅是利益重新划分，更要兼顾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良好的制度构建与运行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它能够保障我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即使受侵犯，也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恶性的制度则相反，甚至在某些方面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商鞅变法所购建的一系列的制度，对于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商鞅变法的开创性，对历史，对未来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有余，制度构建已进入调整期，三十年的制度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现在的变化了。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需要进行制度上的调整，但社会阶层板结，社会资源难以有效的流动，既得利益者不愿也不甘心让出自己的利益，使得社会矛盾激发。当然，这也源于当初制度设计者的设计制度时遗留下的弊端。改革走到今天，举步维艰，仅仅有经济上的制度构建，不足以带动社会的深入和长远发展，政治体制的制度构建也迫在眉睫，政治制度的构建缓慢会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包括消耗经济改革的成果。
商鞅变法树立了法治的权威，在普通民众心里普及了法治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真正有法的时代。尽管后世多以严刑峻法来指斥秦律的弊端，但总比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好。法作为一种社会运行的规范，保障社会良好运行的秩序，使得社会在法的规范下不至于偏向或者失调。法在卫鞅心中俨然成了一种信念或者信仰，成了卫鞅心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等原因，卫鞅心中的法与现代的法的观念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法在秦国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法在稳定秦国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弱秦得以残喘下去的是“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坚定毅力的民族精神，那么维护秦国强大到一统六国的则是法的规范作用以及法的精神熔铸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法治观念的普及以及法的价值的追求就是维护强秦的精神内核。这是秦国得以强大的真正根基。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法在维护封建国家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只是融入礼的精神，法治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礼法结合使得法更多的依附于礼，成为礼的附庸。处理和调解社会纠纷时，更多的是适用于礼，而不是法。这是今天法治观念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法治，不能不用前边所述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只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之，可见中国法治的状况不容乐观。如果没有法治作为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未必牢固，其他的发展到头来怕也是将毁于一旦，更何谈普通民众心里的安全感。当然法治观念淡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种原因已有近两千多年历史积淀。法治观念的普及首先是社会普通民众法治观念的强化。我们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法治观念普及不如当时的秦国。当然，也要看到今天法治观念的进步。对于今天的法治，悲观也好，乐观也罢，我们总该充满希望，有希望就有未来。
商鞅变法中国卫鞅的个人因素是变法成功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因素。卫鞅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守着对于法治的追求，即使世族权贵，只要触犯秦律，一律依法惩治。这是卫鞅对于法治的信仰。任何变法都会冒着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变法者对于变法的坚定追求，即使冒着流血的风险，也要将变法坚持下去。卫鞅坦荡的胸怀和公正的胸襟对于减少变法中的阻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再者，这也与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古往今来，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与君主的信任程度是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秦孝公在变法之处，就对卫鞅绝对信任，这种“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的紧密粘合程度，使得变法中的最大阻力世族元老不敢以侵犯君权来挑战变法。君权的大力支持与绝对信任是卫鞅在秦国成为世族公敌之后的唯一支持者。这也是为什么孝公死后，世族元老反扑的原因。卫鞅失去了变法中最大支持者。但是。历史是一种潮流，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变法的脚步。即使秦国新君也阻挡不了新法在秦国民众心中扎下的根。
改革开放中设计者的眼光也是长远和独具慧眼的。在一个百废待兴，经过千疮百孔的国家，创造性的开设一系列的新制度，设计者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设计者本人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长远打算，需要有一整套的政策制度以配套。经过三十年后，利益划分基本成型，社会资源被占有殆尽，现在的改革攻坚更是举步维艰，每一步的尝试都是如履薄冰。
商鞅变法作为社会转型期的重大变革，改变了秦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千古变法唯商鞅。
